当多数城市还在探讨“企业如何走出去”时，上海已在探索“如何系统化地护航”。

  成效方面，上海已建成全国首个数字企业出海全链条服务体系——“出海一张网”平台已将重点企业首单出海平均周期压缩超30%；同期上线的“出海数字商城”已汇聚近80家专业服务商、近300项标准化出海服务。制度方面，4月27日，上海率先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从自贸区扩展至全市，成为全国首个实现全域覆盖的城市，清单涵盖金融、航运、商贸、气象4大行业、9个场景、109个数据项；全市19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已同步建成，形成覆盖全市的服务网络。基础设施与服务平台同步落地：5月6日，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上海综合试点正式启动，聚焦6大板块、17项任务，面向2030年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同日，2026全球数字合作交流会举办，30多个国家近千家科创企业参展。

  一、出海主体扩容：从“卖货”到“输出知识”

  出海的主体正在明显扩容。上海市数字企业出海服务协会秘书长贺仁龙表示，协会会员中开展出海业务的企业已逾百家，呈现出从“产品”为主向“产品+服务+标准+生态”多形态出海的趋势。

  这一变化有其必然性。一方面，国内AI应用层竞争日趋激烈，企业开始主动寻找增量市场；另一方面，上海在数据跨境制度上的持续突破，让中小企业也具备了合规出海的基础条件。

  企业自身的转型同样关键。过去的出海更多是“卖货”，如今正逐步升级为“智造”和“知识输出”。天工AI董事长兼CEO周亚辉认为，中国AI企业具备天然的工程化优势，但要实现持续变现，需要构建“技术+场景+合规”三位一体的体系。该公司海外收入占比已超90%，是中国AI企业全球化布局中较为典型的案例。周亚辉还提到，出海企业应“从研发初期就立足全球化视角，按全球最高合规标准设计，同时精准适配海外不同市场的场景需求”。

  跨境电商领域的变化同样值得关注。据海关总署统计，2025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2.75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69.7%，企业数量已超12万家。尼尔森IQ（NielsenIQ）2025年跨境消费报告显示，品牌出海的渠道重心正逐步从亚马逊向速卖通、Temu等中国电商平台迁移。据PayPal《2025全球跨境贸易报告》，目前已有60%—70%的中国出海商户在不同程度上接入了AI技术，跨境电商正从“货通天下”向“智联全球”过渡。

  二、制度破题：上海如何打通四重关卡

  企业出海面临的核心制度性摩擦——数据跨境流动、合规壁垒、资源对接、本地化适配——正在被上海逐步梳理和回应。

  第一重：数据出境从“个案审批”到“批量通行”。 4月27日，上海将数据出境负面清单从自贸区扩展至全市，涵盖再保险、航运、商贸、气象4大行业、9个场景、109个数据项。过去企业需耗时约45个工作日的安全评估，如今最快可缩短近30个工作日。全国9个省市、22个领域的负面清单均可参照上海方案执行，清单外的出境数据可有序自由流动。目前，上海累计完成的数据出境安全评估和个人信息出境标准合同备案数量，均占全国总量的约四成（据上海市网信办、市数据局2026年4月24日联合发布的通知）。

  第二重：出海服务从“碎片化”到“一站式”。 出海数字商城已汇聚近80家服务商、上架300余项标准化服务，覆盖法律合规、支付结算、本地化营销等环节。上海市数字企业出海服务协会由临港集团等10余家单位联合发起，为出海企业提供全链条支撑。全市19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已形成线下服务网络，并承担培训与人才对接职能。

  第三重：规则对接从“各自摸索”到“制度对话”。 国际数据合作正式纳入国家试点后，上海在跨境设施、规则对接、场景开放等方面走在了前列。国家数据局副局长余英在试点启动仪式上表示，希望吸引全球企业参与中国数据要素市场化进程，共享发展机遇。上海还将与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开展数字规则对话与项目合作，推动标准互认和监管互信。

  第四重：本地化难题从“各自应对”到“协同解决”。 贺仁龙指出，制造业出海正面临“三个不对称”：数据主权与全球化生产协同的不对称、工艺机密与本地化要求的不对称、中长期产业利益与短期订单需求的不对称。上海构建的“多区联动、一区一特”出海格局，正在尝试从顶层设计层面回应这些深层矛盾——临港侧重跨境数据流通、浦东聚焦数字贸易规则、虹桥强化国际商事服务。

  三、数据跨境：从“可选项”变成“必选项”

  数据跨境已不再是大企业的专属议题，而是越来越多中小企业出海的现实需求。

  地平线创始人余凯提到，智能网联汽车的跨国适配，背后都有数据跨区域流动的支撑——从路测数据回传到OTA模型更新，每个环节都涉及跨境数据合规。一家新能源车企的欧洲合规负责人也坦言，他们光是厘清GDPR与中国《数据安全法》在“匿名化”定义上的差异，就花了三个月。这类情况在制造业出海中并不少见。

  上海交通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季卫东指出，国内外数据治理标准差异较大，企业一旦违规，面临的不只是罚款，更可能是对业务模式的实质性影响。“数据合规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针对这些痛点，上海在试点中从四个维度推进基础设施建设：基础设施层面，推进国际网络、跨境存算、“总对总”数据跨境服务设施建设；规则层面，与香港、新加坡等开展数字规则对话，推动标准互认；载体层面，推进临港、浦东、虹桥等区域打造高水平国际数据合作示范区；生态层面，发布《全球数字企业服务生态共商共建共享合作倡议》，四大行动方向直指企业出海的共性难点。

  当然，负面清单的扩展只是迈出了第一步。贺仁龙认为，更细颗粒度的场景适配仍需探索——比如医疗数据跨境用于AI训练、工业互联网数据跨境用于远程运维，这些场景的合规路径尚在完善中。“清单给了方向，具体的路还需要一步步走。”

  四、从“产品出海”到“标准出海”：机遇与挑战并存

  标准出海：从概念走向实践

  可数字化交付的服务进出口，正在成为新的增长点。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印发的《服务贸易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将在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数据要素跨境流动、数字贸易平台建设等方面率先推进标准研制。

  上海正在推动的“数据跨境标准合同模板”，本质上是将中国企业的合规经验沉淀为可复制的规则参考。这可以看作从“产品出海”到“标准出海”的一个微观切面——当你的合同模板被更多企业采用，规则的影响力自然随之延伸。

  五个值得关注的挑战

  方向已经清晰，但落地过程中仍有不少现实问题需要正视。

  一是成本与合规的叠加压力。关税波动、流量成本走高和合规支出增加，让部分中小出海企业利润空间收窄。出海数字商城的集约化服务，初衷是降低企业的合规边际成本，但能否真正覆盖长尾需求，还需要时间验证。

  二是本地化人才供给不足。海外仓管理、本地化营销、法规适配等环节均需专业团队，而人才培养的速度暂时跟不上企业出海的扩张节奏。19个数据跨境服务中心的培训职能正在发挥作用，但缺口仍然存在。

  三是技术壁垒与知识产权风险。中国AI企业出海虽有工程化速度优势，但核心技术的积累厚度、国际专利的布局密度仍有提升空间。临港的国际商事纠纷解决机制为知识产权争议提供了兜底保障，但事前防范的重要性不亚于事后救济。

  四是数据跨境的“最后一公里”仍待打通。数据主权规则、本地化要求与全球生产协同之间的矛盾，仍是制约制造业出海效率的深层因素。负面清单扩展解决了“能不能走”的问题，但“怎么走得顺畅”还需要更多场景层面的探索。

  五是生态竞争力尚在培育期。如何在国际合作中逐步建立中国标准的影响力，是一个需要长期投入的课题。单个企业走出去相对容易，难的是形成“问题可被发现、资源可被调度、经验可被复制”的系统性能力。上海这轮试点的意义，或许不在于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而在于先搭起这套基础设施的框架。

  五、结语

  站在2026年的节点上，中国数字企业出海已走过早期摸索阶段，呈现出从产品输出向能力输出转变的趋势。上海构建的全链条服务体系，其核心价值不在于解决某一家企业的具体问题，而在于探索一套可复制的制度供给模式——让更多企业以更低的合规成本、更短的时间周期完成全球化布局。

  特别说明：

  上海智慧城市发展研究院作为上海市数字企业出海服务协会副会长单位，深度参与了上海数据跨境制度研究、出海服务标准研制及“出海一张网”平台的前期工作，牵头组织了“Do-Port”数字出海系列对接活动，持续为数字企业全球化提供智库支撑。